近一些天，全国抗疫开始渐渐出现向好的苗头。治愈率大幅提高，全面排查疑似病例取得成效，全国整体确诊、疑似病例开始呈下降趋势，武汉大规模地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大幅减少，很多人感觉抗疫的拐点似乎近在眼前。虽各路专家说法不一，有说拐点快到了，有说拐点已出现，有说还要警惕拐点出现后的反复。但综合看，在党中央的领导、指挥下，在全国各地区守土有责，严防死守下，在全国军民、全国各级医护人员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抗疫、救死扶伤的效率明显提高，成果显著，虽还需要继续努力，显然曙光就在前头。

当我们看到胜利的曙光时，大概追根究源的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了，或者说必须要提上日程，这不是追责任，而是要找准原因,为将来未雨绸缪。

在找原因上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疫情之初还是在疫情严重时，大家几乎一股脑地都把疫情产生的源头对准野生动物，对准所谓吃野生动物的习惯，并冠以陋习之称； 同时还把各种野生动物当成靶子，甚至咬牙切齿地痛恨菊头蝙蝠，痛恨吃野生动物的那些人，矛头所向没有例外。于是，在公众中形成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认为此次疫情源头在蝙蝠，而吃野生动物的人则是罪魁，是把病毒带到人间的主要来源。

但当我们问一句，有证据吗？我们从蝙蝠身上检测到的相同病毒是证据吗？那只是间接证据，是猜测，它只能证明蝙蝠身上有相同的病毒，但并不能证明出现在人间的这次疫情来源于这些蝙蝠，至少现在没有看到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出现在我国的这次大规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从蝙蝠身上带来的，因为这种病毒并非独独出现在蝙蝠身上，其它的动物身上也有，或许以后能看到证据来证明，但在没有证据之前还得科学认识这一点。

大家知道，人类吃野生动物至少有上万年的历史，把很多野生动物吃成家养的，还不断地扩大着吃野生动物的领域、范围和种类，人类的餐桌上不停地增加着各种各样新的菜式，新的食物，甚至把很多的野生动物吃到灭绝。从动物界的角度来说，那真有点、不是有点根本就是“罄竹难书”。不过提醒一下，把某种野生动物吃到灭绝的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造成的，此是另外的话题。

换言之，值得深究的是吃野生动物作为从古代流传下来至今成为某种少数人的习惯并不能断定为是惹出疫情的主要原因，关键的也是证据在哪？有证据能证明此次疫情是因某些人吃了野生动物而染上病毒，后又传给更多的人从而爆发大规模的疫情吗？可能性很大但没有确凿的证据。

仅从我国范围内来看，主要针对当代中国出现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叫疫情就是这么两起。一起发生在2003年，叫sars病毒，一起发生在2019年叫新型冠状病毒，不奇怪吗？几千年没吃出问题，到当代医疗条件、卫生条件、环境条件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却吃出问题来了？故而出现了某种“阴谋论”。

不过，我们且先把这“阴谋论”放一边，至少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在我国出现的这两次疫情是某种阴谋的产物，我们还是认真地来追究真正的原因吧。

在下先声明，不是支持吃野生动物，不是否定病毒来自于野生动物或不来自于野生动物，它最终来自于哪种野生动物或有其它的缘由现在看还是一个未解决的课题，只是希望不要把“祸害人间”的锅无端地扣到某种野生动物的头上，无端地扣到吃一些野生动物的那些人身上。吃野生动物违法需要由法律来制裁，但不能扣上不是属于他们的罪名，法律与制裁违法应该是严谨的，准确的，适度的。

可以想想，蝙蝠带有很多病毒，有说达4000多种。可蝙蝠和人类相处上万年，甚至十几万年，几十万年，有过这种疫情吗？或许古代有过这种疫情，或者根本就没有过，这已无从考证。况且，专家们都说这种病毒要传播到人身上还需要中间宿主。

按照需要中间宿主的说法，那专家们实际上就是否认了直接吃蝙蝠患病的可能性。如果吃蝙蝠不能直接被感染蝙蝠身上的病毒，那就是说直接吃某种野生动物未必一定会感染某种病毒而得病，除非你吃到了中间的那个作为宿主的野生动物。

于是，那个穿山甲又被“逮住”了，它的身上居然也带有新型冠状病毒。还好，专家们又说不会只有一种中间宿主，大概还有一些动物可能是中间宿主，没有一味全扣到穿山甲头上。唉，穿山甲还是很幸运的，至少不像果子狸那么快成了倒霉蛋儿，总能有些伴儿陪绑。换言之，只有吃到穿山甲或其它的某种作为病毒中间宿主的野生动物时，才有可能被染上病毒而得病，只是还有哪些中间宿主呢？并不清楚。

但人们总是还要疑问，是什么原因让蝙蝠的病毒传到穿山甲身上或其它的一些中间宿主身上的？难道这些中间宿主是吃蝙蝠的动物吗？或者说这些中间宿主与蝙蝠朝夕相处？穿山甲的一身铠甲也许挡不住“病毒”上身，但它身上存有的病毒是谁吃了带到人间的找到了吗？有证据吗？既然是可能，那就是没有找到吧？也就是说，第一批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是不是因吃了某种野生动物而染病的证据并没有落到实处，也就是还没有得到证实，至少是没有确定是吃了哪种野生动物而患病的。故而在没有证实的情况下，还需要认真深入仔细探究吧，至少不能武断地下肯定的结论。

当然，人们并非疑问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是吃出来的，人们还疑问我国第一例sars病患也是吃出来的吗？是因吃了果子狸而得病的吗？至今有证据证明吗？有肯定的答案吗？都知道，第一例sars病患最终治好了，但他是吃了果子狸而得病的吗？

再强调一遍，我们不能因野生动物身上存在病毒就当成是人类出现病毒感染的罪魁祸首，也不能因一些人吃野生动物就把病毒出现扣到他们的头上，只有当证据确凿时才能如是说，否则我们是不是会丢掉真正的罪魁祸首？

可见，我们在病毒的追根溯源上不仅仅应看到它在自然界存在于何处，都存在哪些动物的身上，还必须要找到病毒传到人身的渠道和相关证据。如果我们要堵绝今后发生类似的公共卫生事件，那找准病毒出现的传染途径和传播渠道比病毒的第一源头在哪重要得多。

为此，我们必须尊重两个客观事实：

一，无论是蝙蝠还是什么其它的野生动物，它们身上的病毒是长期存在的，几千来没有在人类身上出现过。在没有找到实际证据前，我们不能说因它们身上有病毒，那人类出现的病毒一定就是它们传过来的。

二，如果我们没有找到无论是蝙蝠还是其它的野生动物把它们身上的sars病毒或新型冠状病毒传到人身上的任何可靠实际的证据，就把吃野生动物作为人类身上出现病毒作为依据是不科学的。事实是人类靠吃野生动物而出现在地球上，因吃野生动物而开始训养家畜，人类几千年来没有放弃吃野生动物是一种客观的饮食习惯和某种应急的需要，尽管这种习惯早就应该改变了。

问题是这一习惯在sars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出现在人身上之前并没有让人类出现被这两类病毒侵袭的事例，可以说这两次病毒出现在人身上是一种特例，为什么出现这两起特例才是值得深究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吃野生动物。

除了吃野生动物的这一可能的途径，其它的途径也是有可能传染的。若停留在追究野生动物和吃野生动物这一点上，岂不是有可能漏掉其它的传染途径和可能的真正根源性的问题和原因？甚至会出现责任者轻易脱出的情况，或者说会出现放弃应有责任的现象，或者说是掩盖了某种应负责的原因？这包括野生动物。

当然，吃野生动物国家确实应该全面禁止，但这不是因这两起疫情的发生作为主要理由的，应该是为全面保护野生动物，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来考虑的，是为避免今后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种难以预测的疫情来考虑的。即使没有出现这两起疫情，我国也应该全面禁止把野生动物作为食物，也应该全面禁止家庭或酒店、餐馆、小饭馆把野生动物端上餐桌。

此外，疑问并没有到此终止，完全还有理由问，我国为什么会在相隔短短的十几年内就出现两起重大的病毒感染的公共卫生事件？也叫重大疫情。

相距时间之短，影响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似乎也是某种特例。因此，追到野生动物带有这些病毒是远远不够的，认定应有一些中间宿主，找到某些中间宿主也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在与病毒的斗争中，这仅仅是起跑。

我们应该彻底搞清楚，各种病毒通向人类的传播渠道是怎么打通的？几千年都没有，现在是怎么出现的，或者说它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人体的。即使它是某种自然作用的结果，即使它传播到人间有很大的偶然性，也都需要实际的证据，不能想当然地肯定或否定任何中间环节，也不能肯定或否定任何可能性。

如果不是自然作用的结果，不是某种偶然性，那就更需要我们深究其中的缘由，准确找到原因。

长期以来，在病与防上、在病与治上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病永远走在防和治的前面，病毒的出现永远是不可预测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新的病和病毒的出现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对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科学的态度，需要的是一种及时的反应，需要的是不断地探索，不能想当然地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和断言或固定的模式为某种病毒下结论，从而简单地为一次重大疫情的出现划上某种句号。

在与病毒作斗争的过程中，主观判断想当然是要不得的。

科学探索，科学研究，科学分析，科学判断，科学防护和科学治疗是应对病毒出现的唯一选择。